所谓治法就是对作为行政依据之规范(包括硬法和软法)的合法性治理。
《行政许可法》第2条明确规定：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用现代的法学语言来说，这是不当连接，不符合责任追究原则。
第一，建立和实施黑名单制度必须有法律依据，坚持法律保留原则。我们特别赞成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让失信者寸步难行。通知虽将操办酒席申报定性为事先申报备案制，但明文规定未经申报批准不得操办，否则要追究责任，就成了行政许可。政府与社会、政府公权与百姓私权之间是存在界线的。受教育权作为一种宪法权利，是指公民享有从国家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和获得接受教育的物质帮助的权利，这一权利不应该因公民个人能力以外的因素而加以区别和限制。
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黑名单是否向社会公布，通常要衡量国家安全的需要与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平衡。宪法的实质是力，是强制的力。
国体政体也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关注的重要理论范畴。比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主流的宪法学家张友渔早年曾引述拉撒尔对宪法的本质比较彻底的论述：大炮!这就是宪法。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共产党开始关注宪法理论问题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开始的。
其对宪法的理解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主流观念。[29]建国后，通过制定宪法，建立法制的需要逐渐取代了暴力革命推翻旧体制的需求。
[18]该表述与后来中央编译局翻译的斯大林著作中的表述有所不同。1948年夏天，谢觉哉在《别甘泉》记载：檐前会议胜天坛，战绩民情抵掌间。从纵向发展的趋势看，其重心有一个从实力角逐逐渐向人民意志过渡的痕迹。德谟克拉西，原是要给个性以自由发展底机会。
这种观念在当时的思想界被普遍接受。[4]自两力相抵以维平衡而外，绝不生宪法为物，有之则一势力之宣言，强指为宪法耳。[13]虽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文中有关宪法的定义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影响深远。在王明的主导下，起草该宪法草案过程中贯彻了斯大林的宪法观念，特别是斯大林有关宪法是对事实的确认的宪法概念。
[40]革命宪法、改革宪法和宪政宪法观念，参见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在1954年宪法草案起草过程中，草稿就修改了七、八次，其中一个争议性的问题是：宪法要不要写纲领性的内容。
对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6]显然，李大钊对宪法含义的界定带有自然法思想的色彩。
因此，中国共产党内主要的宪法理论家大都认为宪法是社会力量对比的体现，不过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当时的统治阶级后来被统称为反动派。后来发展到主要依靠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理论体系建构中，将国体和政体问题放在政治学的研究范畴之内。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宪法观念进行不断发展，与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不断调适，套用一句比较正统的表述的话就是在坚持中不断发展。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36]比如，对我国宪法学影响较大的宪法学教材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表现。
谢觉哉诗中所指檐前应该是山西某地民居。如果对此进一步引申，则不难得出宪法就是力量对比，特别是阶级力量对比的体现。
[23]1947年11月，毛泽东在给宪法草案起草者之一，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陈瑾昆的信中提到：兄及诸同志对于宪草，惨淡经营，不胜佩慰。曾经完全接受斯大林式宪法概念的主流的宪法理论家张友渔后来的观点也有所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宪法的理解已经超出了斯大林的事实论的宪法概念。
1919年，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1936年，斯大林对当时的苏联宪法草案曾指出，宪法只能承认事实，不能搞纲领。
但是到了1954年宪法制定的时候，这个概念就已经无法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制定工作了。即，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就法治建设而言，加强宪法实施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主要任务。但是，毛泽东对该草案的态度却鲜有相关史料记载可以佐证。
[8] 对于宪法的正当性追问，李大钊与同时代的梁启超等人一样，从民主的角度给出回答，且倾向于绝对主权理论。在给当时起草新民主主义宪法草案的张曙时等人的信中，他将《新民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列为起草宪法的主要参考文献。
当时根据地范围比较小。李大钊认为，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
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随着后来社会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放弃了联邦制的主张。
四、事实论宪法概念与新民主主义宪法的起草 中国共产党从打破法律秩序，到重建法律秩序。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纲领上说的是还没有的东西，是要在将来获得的和争取到的东西。上述草案完成后，王明和谢觉哉二人曾专程去向毛泽东汇报，并与毛泽东又一次讨论。
惟发表时机尚未成熟，内容亦宜从长斟酌，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基本原则(即拙著《新民主主义论》及《论联合政府》中所指之基本原则)，详由王谢二同志面达。[28]而宪法对于当时以实力角逐为重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并非紧要的事务。
以至于后来吴邦国明确提出：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破旧的需要将逐渐被建设新秩序的需要所取代，未来的改革将更加注重发挥宪法的根本规范作用，因此主流政治文件中出现了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表述。
迄今，意志论和规范论的宪法概念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主流概念。[2]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是由日本、法国、苏联间接流入中国的。